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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梦麟说:“大家伙针对的是日本人,根本不想把蔡校长气走。”

辜鸿铭说:“我相信蔡校长肯定会回来,他要是不回来,老夫也走!”

虽然蔡元培属于新文化运动的一份子,但辜鸿铭一直挺佩服蔡元培。首先当然因为蔡元培是正儿八经的进士出身,再者此前蔡元培替辜鸿铭说过话。

所以在几个月前林纾与蔡元培的“蔡林大战”中,辜鸿铭选择站在了蔡元培一边。

而在更早时候,他还为自己被视为孔孟罪人深感不服,说自己实为孔孟旧学之功臣。

辜鸿铭写了篇奇怪的文支持蔡元培:“在这国学岌岌可危之际,蔡氏表面上支持新派刊物,实际上用心良苦,是不得已出此倒行逆施,以毒攻毒之法”

他显然会错了意,但蔡元培看破不说破,就这么着了。

蒋梦麟又说:“日本人真是可恶,一切的一切,包括校长被逼走,他们才是祸首!”

李谕说:“还好现在大家渐渐能意识到日本人的本来面目。”

辜鸿铭也冷哼道:“日本人向来是知小礼而无大义,拘小节而无大德;重末节而轻廉耻,愄威而不怀德;强必寇盗,弱必卑伏。看起来恭恭敬敬,似乎很有脸,实际上心中无大义;寡廉鲜耻,欺软怕硬。”

几人随即在饭庄欢迎蔡校长归来。

胡适见他又针对自己,想了想说:“好像是宋代文豪苏轼送给好友的诗句。意思是希望朋友不要悲观,珍惜余下的岁月。”

辜鸿铭年纪挺大,但嘴上一点不饶人,也不让着胡适这个晚辈:“是你先拿辫子一事攻击老夫的。”

李谕笑道:“这句话貌似出自宋朝的《资治通鉴》,这么多年,小鬼子一点没变。”

“这个说法妙极!”辜鸿铭接上话,“前段时间胡适之还写了篇文章,说中国十人有九人不识字,正是我们应该感谢上帝的事。要是四万万人都能读书识字,那还了得?要是北京的苦力、马夫、车夫、剃头匠、小伙计都认得字,都要像北京大学学生那样去干预朝政,还成个什么世界?”

在连续几封电报催促后,蔡元培终究还是回来了。

蔡元培说:“我就是担心他们出事,才重新北上。”

胡适说:“他要去浙江做几场演讲。”

胡适说:“辜老又拿这事揶揄我。”

李谕说:“他是被陶行知邀请过去的,要讲几场关于平民教育的内容。”

“没错,”辜鸿铭说,“蔡校长,你先别说,我倒想问问胡适之教授能不能明白其中意思。”

李谕说:“总不能只有精英教育,那样永远也完成不了工业转变。”

“浙江?我刚去了趟杭州,那里的高等学府全都停办了。”蔡元培说。

辜鸿铭说:“这只是字面意思,还另有深意,你能否看出?”

蔡元培早就习惯他们两个的争吵,打断他们说:“我路过徐州时,听说辜教授给张勋送了一副寿联,“荷尽已无擎雨盖,菊残犹有傲霜枝。””

胡适说:“这几天学生因为您的出走,闹得更凶了。他们觉得是北洋政府逼走了您,差点去总统府示威。”

胡适说:““傲霜枝”自然是你们二位的辫子,“擎雨盖”我悟不出来。”

——

“平民教育嘛,这可比大学难做得多,还难有名声。”蔡元培感慨道。

蔡元培转而问道:“对了,杜威教授呢?”

“现在学校好不容易走上正轨,全靠着校长哪!”蒋梦麟说。

辜鸿铭得意道:“那是清朝的大帽子!”

这次辜鸿铭占了上风。

“佩服佩服!”胡适随便夸了两句,赶紧调转话题,对蔡元培说,“最近几位学生办的杂志《新潮》发行不错,我们还向上海大同大学的中国科学社约了稿。”

蔡元培支持说:“李谕先生领导的科学社非常有先进性,现在写科普文章最好的就是他们。”

胡适说:“我们也全部采用了白话文和新式标点……”

辜鸿铭又打断了胡适:“又是白话文、新式标点!按照白话文,你都不该叫胡适之,应该叫往哪走。还有,今天我当着你的面,必须为文言文说一句好话,如果家里来电报,说你父亲死了,叫你赶快回家奔丧,白话文多啰唆;如换成文言文,只需四个字,“父亡速归”。”

胡适立马反驳:“如今印刷技术兴盛,再惜墨如金已经没有必要,让更多人看懂才最急迫。”

辜鸿铭继续冷嘲热讽:“白话文艺术含量太低,你写的那首新诗叫什么来着,黄蝴蝶对吧?嘿嘿,写得真是好!以后干脆就尊称你为“黄蝴蝶”了。”

胡适新诗水平确实不咋地,被说得脸色有些发红。

蔡元培适时地制止两人的争吵:“行了行了!过不了几天,有两位英国的学者会抵达京城,一位是哲学家与数学家罗素先生,他是应当初与李谕的承诺而来。另一位是文学家毛姆先生。”

辜鸿铭说:“正好一文一理。”

这两位知名度都不低,算是比历史上早来一年。罗素介绍好几次了,毛姆就是写了《月亮与六便士》的作家。

蔡元培说:“他们会访问北大,诸位到时一起迎接。”

胡适答应说:“没有问题。”

辜鸿铭却突然问道:“他们会说中文吗?”

李谕说:“肯定不会,罗素先生倒是想学中文。”

辜鸿铭说:“那么胡适之教授可以不去了。”

“为什么不让我去?”胡适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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