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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如现在,公园里的行人稀稀落落,温旗缩在长椅的最拐角处,侧头瞥了一眼林知夏和江逾白。他裹紧身上的外套,仿佛下定了天大的决心,才讲出一句:“你们好。”

今天是礼拜六。

对温旗而言,这是他的私人时间。

他严格地执行着一条规定——私人时间,绝不社交。

但是,林知夏已经和他打过招呼了。如果他不说话,那他的毛病就表现得太明显了。

温旗从座位上站起身,听见林知夏答道:“我和江逾白在散步。你呢?你特意来公园喂鸽子吗?”

“是啊。”温旗答应道。他双手揣进裤子口袋,目光游离在翠绿的树丛中。

“对了,”林知夏忽然想起一件事,“我下学期要做助教了。你和我说过,学姐曾经被本科生投诉过,你能不能告诉我,学姐为什么会被投诉?”

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。

关系到林知夏的助教准备工作。

毕竟,印度学姐和林知夏在同一个实验组。学姐犯过的错误,林知夏或许也会犯。

林知夏还在等待温旗的答案,温旗却守口如瓶。他机械性地重复着喂鸽子的动作,直到江逾白坐到他的身边。他抓起一把鸟食,分散出去,才说:“学姐打压学生的自信心。”

硕士就读期间,温旗与同学们的交流极少。但他经常在洗衣房、公共厨房之类的地方旁听别人说话。

英国大学的学生寝室一般都没有阳台,也没有可以晒衣服的地方。宿舍会提供公用的洗衣机、烘干机等机器,放置于一楼的洗衣房内。

某一天晚上,温旗在洗衣房里收拾衣服,恰巧有两个本科生特别沮丧地坐在不远处。他们握着罐装啤酒,小声地抱怨一位名叫“Aishwarya”的印度籍助教在给他们上课的时候疯狂打压他们的自信。

这位名叫“Aishwarya”的助教,正是林知夏刚才提到的印度学姐。

Aishwarya出生在印度孟买,本科就读于全印度最难考的大学——印度理工学院孟买分校。为了考上这所学校,她整个中学阶段都非常拼命,每天的平均睡眠时间不足六小时。

本科毕业后,Aishwarya又去美国念了一个硕士。她攒够了论文,申请到了奖学金,这才决定到剑桥来读博。她的学术履历十分优秀,博士二年级就做了助教。

然而,那两位本科生却说,Aishwarya故意制造严重的学业压力,她经常让学生感到“他们的无知来源于无能”。她没讲过脏话,也没批评过任何人,但是,每当学生问她问题,她就会露出一种“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”的质疑表情。

还有一次,Aishwarya在黑板上推导一个运算式,起初她还很有耐心。后来,她连问两个问题,某位本科生都答错了,她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特别阴沉恐怖,嘴里不停地念叨:“你必须多读几本数学书。”

那位本科生差点被她当场吓哭。

“她像个凶狠的女巫”——这是当事人对她的评价。

就这样,温旗听完了“Aishwarya被投诉事件”的前因后果。

但是,温旗无法用语言完整地表述出来,面对面的沟通交流会让他感到紧张。

他听说,林知夏和Aishwarya正在合作一篇论文。

他本来不想趟这趟浑水,但他转念又想到,林知夏的智商很高,她可能会在无意中误伤一批本科生,造成和Aishwarya一样的后果——出于这种考虑,温旗回到家以后,就给林知夏写了一封长长的邮件。

邮件里详细地交待了时间、地点、人物,事件的起因和经过,甚至还包括了学校的处理结果。

学校委员会收到了本科生的投诉,但是他们并没有对Aishwarya展开调查,也没有给她下达任何处罚。

因为,根据学校的“StudentpintProcedure(学生投诉流程)”条例,学生必须在恶劣事件发生后的28天内提交一份投诉报告——Aishwarya的学生们忽略了这一项规定。他们忍了几个月,直到升入大三,才想起来Aishwarya对他们的严重打击,这导致他们的投诉根本没有被学校受理。

温旗仔细回忆本科生们的对话,凡是他能想到的,全都被他写进了邮件。

这封长长的邮件,总共有两千多字。邮件的主体是中文,也包含一些英文单词。

温旗写完以后,还认真检查了一遍。

他端起一杯咖啡,无声地抿了一口,刚想按下发送键,邮箱又忽然响了一声。

原来他的导师群发了一封邮件,邀请组里的所有同学共进晚餐。

每年,只要组里来了新人,导师就会请大家吃一顿晚餐——这是他们研究组多年不变的惯例。

温旗点了点头。他看完导师的邮件,鼠标滚动一个来回,再翻到上一封邮件,不小心在抄送那一栏复制了一串收件人——他没注意这一点,直接按下了发送键。

随后,温旗惊出一身冷汗。

他那封名为“Aishwarya被投诉事件”的邮件,不仅发给了林知夏,还发给了他的整个研究组,收件人包括他的导师,也包括Aishwarya本人。

这对一个社交恐惧症患者来说,几乎是世界末日的缩影了。

他深刻地知道,他完了。

如果印度学姐是女巫,那他即将成为女巫的祭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