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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项议程在3月初取得突破性进展,双方最终确定由中朝提名捷克斯洛伐克、波兰,美方提名瑞典、瑞士,组成中立国监察机构。

时间来到1952年5月初。

随着第六次战役的结束,第三、第五项议程也全部达成协议。

五项议程,四项已定,只剩下最棘手的一块硬骨头。

那就是第四项议程,战俘安排问题。

其实战俘问题的谈判早在1951年12月11日便已开始。

双方的根本分歧在于遣返原则:中朝方面坚持根据《日内瓦公约》全部遣返,美方则抛出“自愿遣返”原则,声称只遣返那些“愿意回去”的战俘。

12月18日,双方交换战俘名单,美方交出的名单上列有13.2万余人,比他们红十字会此前宣布的17.6万余人少了4万多人。

随后美方又提出“一对一”交换原则,企图用平民顶替战俘差额。

1952年2月3日,中朝方面提出包括全部遣返战俘原则在内的9项建议;3月21日,又以双方12月18日的战俘名单为基础,提出无条件释放并遣返全部战俘的方案。

然而美方不为所动。

就在战俘问题僵持不下之际,陈峥脑海中那个酝酿已久的想法越来越清晰。

趁谈判休会间隙,陈峥回了一趟志司,找到干爹。

“干爹。”

陈峥把一份材料推到陈旅长面前:“你看看这个。”

“这是什么?”

陈旅长接过材料一看,眉头皱了起来。

材料上列着数十个名字,都是朝鲜战争爆发后被美国政府扣留、不许回国的在美理工科留学生。

其中不少人已获得博士学位,有的甚至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,却因一纸禁令被困在大洋彼岸。

“这是……”

“咱们手里攥着成千上万的美军战俘,光将军就不止两个,范弗里特和史密斯,可都是美方在世界上知名的将领。”

陈峥指着名单上的名字:

“再看看这些人,哪个不是咱们国家现在急需的人才?一个人顶五个师,这话可是老美自己说的。咱们现在有筹码,与其在谈判桌上跟美方干耗,不如打开一条新路,用战俘换人。”

陈旅长拄着拐棍,在房间里转了两圈,皱着眉头思索良久,缓缓开口:

“你是说,用范弗里特、史密斯这些高级将领,去换咱们的科学家回国?”

“对。”

陈峥点头:“美方不是讲自愿吗?那咱们也讲自愿,他们自愿放人,我们自愿放俘,中立国和记者全程报道,各取所需。”

“美方要是不认这个账呢?”

“由不得他不认。两个将军在战俘营里关着,全世界都在看着,国会和媒体不会让他们拖。他们比咱们急。”

陈旅长把材料放在桌上,拄着拐棍又转了起来:

“这事牵涉太大,我得跟北平汇报。”

说着,看向陈峥:“不过,你比我更了解这些情况,最好你亲自跑一趟北平,当面跟首长们说。”

陈峥点了点头:“行,我这就准备材料。”

1952年5月中旬,陈峥时隔一年再次登上了回国的列车。

北平,一间简朴的会议室里,陈峥向几位首长汇报了自己的想法。

他摊开带来的材料,上面列着被扣留的在美中国学者名单,旁边是志愿军战俘营里美军被俘人员的统计数字。

“首长,现在停战协议已经通过四项,唯独战俘问题是谈判的最大障碍。

但咱们手里有美方想要的东西,他们的将军、他们的士兵。

与其在遣返原则上死磕,不如换个思路:用战俘换人才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