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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城奥林匹克主竞技场的璀璨灯火与山呼海啸般的“东征”呐喊,随着华夏代表团包机的返航,渐渐沉淀为新闻报道中浓墨重彩的一笔,化作无数华夏儿女心中激荡的豪情与自豪。

网络上的狂欢持续了整整一周,相关话题阅读量突破数百亿,自媒体连篇累牍地解析着每一场胜利背后的艺术价值与象征意义,小棒棒乐坛则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自我怀疑与舆论拷问之中。

然而隔着那片并不宽阔的海域,另一个岛国上的气氛,却截然不同。

小本子国,东京,文化振兴局会议室。

长条会议桌两侧坐满了人,气氛凝重得能拧出水来。正前方的大屏幕上,定格着张凡在汉城演奏《百鸟朝凤》时,那杆黄铜唢呐直指苍穹、台下万人沸腾的画面。

旁边分屏滚动着华夏各大媒体对此次“东征”胜利的盛赞,以及一些国际舆论评价中频繁出现的“文化碾压”、“艺术霸权觉醒”、“东亚新秩序”等刺眼词汇。

“诸君,”坐在主位上的文化振兴局副局长铃木健次郎,一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、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男子,缓缓开口,声音干涩,“汉城发生的一切,你们都看到了。华夏人……来势汹汹,而且,他们完全有能力做到他们宣称的一切。”

他顿了顿,镜片后的眼睛扫过在场每一个人的脸。有老牌唱片公司的社长,有大型演艺经纪公司的代表,有国立艺术大学的学者,也有来自流行乐界的大物制作人。此刻,这些平日里在各自领域呼风唤雨的人物,脸上都写满了凝重、不安,甚至是一丝难以掩饰的……恐惧。

“华夏艺人展现出的,不仅仅是高超的个体技艺。”一位头发花白、身着和服的学者,京都艺术大学音乐系名誉教授田中弘一沉声道,“更可怕的,是他们那种整体性的、系统性的强大。从古典到流行,从民族到现代,从创作到表演,梯队完整,底蕴深厚,更有着我们……难以企及的国家意志支撑和全民关注度。这次去汉城的阵容,华夏不仅仅是交流,是亮肌肉,是宣示。”

“田中教授说得对。”一位戴着鸭舌帽、打扮新潮的中年男子,著名音乐制作人小林启介接口,语气带着明显的焦躁,“更麻烦的是那个张凡!这个人简直是个怪物!创作、演唱、演奏,甚至乐器发明?他无所不能!汉城最后一天,他一个人几乎打垮了小棒棒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心气!李在旭……已经宣布无限期停止演艺活动了,心理创伤据说非常严重。”

会议室里响起一片低低的吸气声。李在旭在小棒棒国好歹也算一线偶像,竟被当众“鞭尸”到崩溃退圈,这种手段和效果,想想都让人不寒而栗。

“华夏人对我们……”一位资深经纪人声音发颤,没有继续说下去,但在场所有人都明白那未尽之言——那段无法回避、血海般深沉的历史罪孽,如同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。

华夏民间对东京的普遍情绪,绝非简单的竞争对手那么简单,那是一种经年累月、深入骨髓的警惕与敌意,一旦找到宣泄口,其威力恐怕比对小棒棒更甚百倍。

铃木副局长敲了敲桌子,将众人的注意力拉回来:“所以诸君,我们原定于三月下旬的‘接待’,必须重新评估。硬碰硬在对方挟大胜之威、全民期盼、且明显有针对性的准备下,我们有几分胜算?”

沉默。令人窒息的沉默。

没有人敢轻易说出那个悲观的答案,但每个人紧抿的嘴唇和游移的眼神,已经说明了一切。

“不能接战。”最终,索尼音乐娱乐小本子公司的一位高层代表,咬着牙说出了众人的心声,“至少现在不能,小棒棒的蠢货们给了我们最好的反面教材——在不具备绝对优势、甚至明显劣势的情况下,为了所谓的‘面子’强行接战,结果就是被当成垫脚石,成就对方的赫赫威名,自己摔得粉身碎骨。”

“可是,华夏官方的公告已经发出,全世界都看着。如果我们单方面推迟或取消,国际舆论会怎么看?国内民众,尤其是那些热血上头的年轻人,会答应吗?”有人提出异议。

铃木副局长推了推眼镜,嘴角露出一丝与现场凝重气氛不太相符的、近乎冷酷的算计:“所以,我们需要策略。华夏有句古话,‘伸手不打笑脸人’。还有一句话,‘避其锐气,击其惰归’。”

他示意助手切换屏幕。新的画面上,是精心剪辑过的华夏艺人演出片段,配以小本子国内几位知名乐评人“客观、中立、高度赞赏”的点评文字。

“第一步,”铃木缓缓道,“舆论造势。从今天开始,调动我们掌控的所有媒体资源——电视、报纸、网络、社交平台——集中火力做两件事:一,严厉批评小棒棒国在此次交流中使用的‘不光彩手段’,指责他们破坏了艺术交流的纯洁性,拉低了我们东亚文化共同体的格调。

二,不吝溢美之词地赞扬华夏艺人的高超技艺和艺术成就,尤其是张凡、陆雪晴、刘天王等人,要夸得具体夸到点子上,显得我们懂行、有格调、欣赏真正的好艺术。”

众人面面相觑,有些不解。

“这是为了塑造我们‘公正、懂艺术、与卑鄙小棒棒划清界限’的高姿态。”铃木解释道,“同时,向华夏释放足够的‘善意’和‘尊敬’,把他们的情绪从‘对敌’部分转移到‘被认可’的愉悦上,至少,降低直接敌意。”

“第二步,”他继续道,“官方沟通。由文化厅长官亲自向华夏文化部发出贺信,祝贺他们在汉城取得的辉煌艺术成就。用词要……嗯,学习华夏古代外交文书,什么‘一衣带水,源远流长’,什么‘友好邻邦,文化同源’,什么‘仰望华夏文明博大精深,心向往之’。总之,怎么肉麻怎么来,怎么谦卑怎么来。

然后,在信的末尾,‘非常遗憾且羞愧地’提出,鉴于华夏代表团展现出的艺术水准如此之高,远超我方预期,我方深感自身准备严重不足,仓促接待恐玷污如此高水平的艺术交流,更恐怠慢了远道而来的大师们。因此,‘恳请’华夏方面谅解,将原定于三月下旬的交流活动,推迟三个月,以便我方‘充分准备’,‘以最诚挚的姿态迎接华夏文化使者’。”

会议室里响起一阵细微的骚动。有人觉得这姿态未免太低,有些屈辱;但也有人眼睛亮了,觉得这或许是眼下唯一的缓兵之计。

“他们会答应吗?”有人问。

“大概率会。”铃木笃定地说,“华夏是礼仪之邦,讲究‘礼尚往来’,更讲究‘以德服人’。我们摆出如此低的姿态,如此‘诚恳’地承认不足、请求时间准备,他们若断然拒绝,反而显得气量狭小、咄咄逼人,不符合他们一贯宣称的‘大国风范’。国际上也会觉得他们得理不饶人。这是阳谋。”

“那三个月后呢?”小林启介追问,“三个月,我们能准备出足以抗衡他们的阵容和作品吗?”

铃木看了他一眼,那眼神平静无波:“三个月后,自然有三个月后的说法。也许,我们突然发现,需要更深入地‘钻研学习’华夏某位大师的技法,时间还是不够;也许,国内突然发生了需要举国关注的‘自然灾害’……总之,理由总是有的。

关键是,我们要把‘谦卑好学’、‘力有不逮’的姿态做足,把‘拖延’的主动权,牢牢抓在自己手里。一次不行,就两次;两次不行,就三次。拖到华夏民众的热情自然消退,拖到国际关注点转移,拖到……或许出现新的变数。”

他顿了顿,声音压低了几分,带着一种冰冷的现实:“别忘了,我们的西方‘盟友’们,会乐于见到一个持续强势、在文化领域也展现碾压姿态的华夏吗?他们不会永远坐视。迟早,他们会需要有人站出来,去试探,去消耗,去当‘出头鸟’。到那时,压力自然会转移。而我们……只需要保持足够的‘谦卑’和‘虚弱’,让这只‘出头鸟’的角色,稳稳地落在……该落的地方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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