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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协同机制和资源,纳入绩效方案,我亲自推动!”陈默一锤定音。

实际上对于这种已取得市场成功的团队,最容易陷入“满足现状”的陷阱。

陈默刻意提高“技术创新”权重并设定具体山头,就是强行将团队拉出舒适区,确保技术持续领先,防止在下一轮技术变革中被颠覆。

轮到李维明,陈默指出了另一个问题:

“维明,你们的方案很好,强调了模型精度和平台化。

但我发现,几乎所有指标都是内部导向的。

我们模型的最终价值,是帮助客户成功,帮助下游部门提效。”

他直接提出修改意见:

“增加一个‘模型应用价值指标’,权重20%。

具体包括:下游工具因使用你们模型而节省的设计时间比例;

客户反馈中,针对模型易用性和准确性的好评率。

同时,我会推动建立内部结算机制,你们部门提供的模型如果为下游创造了显著价值,可以获得额外的‘价值贡献奖金’。”

陈默这是在用绩效指挥棒,强行打破部门墙。

让基础研究部门不仅关注自身技术指标,更关注其成果对整体价值链的贡献,形成“力出一孔”的协同效应,避免各自为战。

对于钟耀祖充满AI指标的方案,陈默则给予了高度肯定。

但也指出了盲点:

“耀祖,你们的AI化程度最高,指标也很前沿。

但除了‘效率’,我们还要看‘壁垒’和‘范式’。”

他引导对方,说道:

“需要在你的原始方案里增加 ‘AI原生EDA功能创新’ 指标。

例如,‘基于AI自动生成并优化某种特定电路结构’,或者 ‘利用强化学习发现新的布局布线策略,性能超越人类专家经验’ 。

我们要的,不是用AI把旧流程跑快点,而是用AI重新发明设计方法本身。

这才是我们未来最核心的、别人无法模仿的壁垒。”

陈默这个操作是将团队的视野从“工具优化”提升到“范式革命”的层面。

在技术发展的拐点,敢于定义新规则、创造新方法的玩家,才能成为真正的行业领导者。

......

当然,绩效方案确定了冲锋的方向,而激励政策,则是为这支精锐部队注入不竭动力的“燃料”和“火箭推进器”。

陈默自己年轻的时候都是一个长期被华兴绩效激励的牛马,很明白大家想要什么。

对于这些顶尖的技术人才,简单的“给钱”是远远不够的。

必须构建一个多层次、长短结合、既能保障基本盘又能激发极限创造力的精密系统。

他拿起三位部长联合提交的激励政策草案逐条审视。

“首先,我原则同意你们提出的,提高核心骨干的TUP和ESOP额度(理解为内部的虚拟股)。”

陈默开口定下基调,这让三位部长稍稍松了口气。

但他紧接着的话,让他们的神经再次紧绷,“但是,分配机制必须改革。我们不能搞成新一轮的‘大锅饭’或者论资排辈。”

他放下草案,身体前倾,目光如炬地看着三人:

“我问你们,如果我们部门一个入职三年的‘天才少年’,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算法构想,并带领一个五人小组在六个月内将其实现,解决了困扰我们两年的时序收敛难题。

他的贡献,比一个按部就班工作了十年、绩效稳定的老员工,是大,是小,还是差不多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