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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观来讲,当时确实有不少的神父是带着理想主义,带着上帝的信仰,来到清国一边传教,一边无偿帮助一些穷苦人家的。

其中,还有较为着名的美驻华公使蒲安臣,恭亲王对此人评价甚高,讲起他来,那是滔滔不绝,唾沫星子差点都要飞到光绪的脸上。

第二次鸦片战争后,美林肯总统任命蒲安臣为驻华公使。

蒲安臣代表美与清国打交道时,一改往日同僚对华嚣张跋扈,蛮横欺压的态度,改而实行将心比心,真诚相待的缓和政策。

他一再向其他列强提出倡议,呼吁在清国展开公平公正的外交活动,要取代武力外交,要维护清国的合法权益和领土完整。

都说真诚永远是第一必杀技,这蒲安臣在华的外交实践中,逐渐赢得清政府高层的大量好评,成为清廷最信赖的外国公使,没有之一。

六年的驻华公使任期届满后,蒲安臣在卸任归国前,又应恭亲王之请,摇身一变,成为了清政府的外交说客。

在得到两宫太后的恩准批复后,由蒲安臣带队的中外使团正式出洋访问。

他的外交第一站便来到了自己的祖国。

到美后,蒲安臣以清国代言人自居,四处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,希望美国带头尊重清国的主权独立,并一再重申,清国欢迎欧美各国的商人和传教士来华经商或访问。

在这种友好氛围的背景下,同治七年,蒲安臣代表清廷与美国国务卿签署了《中美续增条约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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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约中规定两国人民可随时自由往来、游历、贸易或久居;

两国不仅可在对方设立学堂,而且两国人民均可入对方官学,并享受优惠待遇;

两国侨民不得因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受到歧视。

翌年,双方在京城交换条约批准书后,该条约正式生效。

蒲安臣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,也是唯一一位代表中利益出使国外的外籍使臣。

不过,沙俄人并不买他的面子,在如何妥善解决清俄领土纠纷的谈判中。

沙俄秉着横行霸道的一贯作风,寸土不还,这个大清使臣,也因此压力过大,再加上舟车劳顿、不胜感染风寒,从而一病不起...

蒲安臣病故后,彼时的马克·吐温也曾公开评价:“他对各国人民的无私帮助和仁慈胸怀,已经越过国界,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世界公民。”

诸如此类,一大群心怀大爱的洋人朋友,在那个尔虞我诈,风谲云诡的年代中,如璀璨一粟,纷纷涌现。

例如宣扬华夏文化的威妥玛,创办“协和医学堂”的科龄,以及后来组建“燕京大学”的司徒雷登(此人争议过大,孰好孰坏,非当事人判别不清)。

总而言之,对于外国使臣、访华使者、以及外籍的特聘专家们。

光绪在朝会上,对各省各部的官员们严加强调:

“我们要重视外交事务,坚持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强国方针,切不可再实行闭关锁国,以自大傲慢?的态度偏居一隅。

对于来华的洋人们,我们要学习洪应明所说的待人之道:害人之心不可有,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咱们要做一个警觉性高,但又不失纯朴宽厚的人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