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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人没一个是坏名声,苏轼、苏辙两兄弟,更是鼎鼎大名。

而韩琦同样也被苏轼誉为人杰,与范仲淹、欧阳修齐名的人物。

三个人都鄙夷青苗法,很明显不是因为党争。

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?

夏原吉自然能够想到,这也是他最为忧心的地方。

当年的王安石曾经在刚推出《青苗书》之时,便找过苏轼的弟弟苏辙商讨,然后苏辙便与其言明青苗法有缺陷,但王安石之后还是实行了。

因为青苗法在部分地区试行成功了……

再然后,青苗法全面推广,问题迅速暴露并且扩大化,直至难以收场。

归根结底在于,青苗法是好法,但王安石却忽略了两个重要因素。

第一,青苗法面向的借贷对象都是农民。

第二,青苗法的执行官吏也被“变法”施加了压力。

北宋的农民,说得难听些,文盲没有九成,也有七八成了。

这个现象直到明朝才有所好转,因为明朝地方出现了大量民办私塾(或者干脆就是请个教书先生),百姓有余钱的都开始热衷于培养子女,识文断字。

但到了清朝又开始急转直下,因为这不符合螨清的愚民政策,而且百姓知道太多容易聚众造反。

北宋农民大多不识字,更不懂什么是市场经济,没有了原来的常平制度提供市场参考,全靠自己瞎蒙去跟青苗法借贷。

往往都是被坑得血本无归,倾家荡产,无数农民因此逃离原籍成为流民。

哪怕后来青苗法被废止,农民逃荒弃地的现象也没有减缓,甚至还在“英明神武”的哲宗朝,再度加剧了百姓的逃亡。

因为宋哲宗对西夏采取强硬措施,致使民间财政压力极大,尤其西南茶马司的逃亡百姓更是年年都有,到了徽宗早期西南的茶马贸易就已经名存实亡。

陇右都护府为什么保不住?

就是因为这玩意儿看似开疆拓土,却用的是北宋百姓数不尽的鲜血和尸骨堆出来的。

而王安石对地方的执行官吏,同样也施加了高压。

如果地方没有百姓前去向官府借贷,那就得卷铺盖滚蛋……

陈留知县姜潜就是这么罢官的。

姜潜在后世虽然名气不大,但他的交际圈却是又广又牛逼。

牛逼到什么程度呢?

他的老师有石介(第一个提出民族观念的北宋大儒)、孙复、范仲淹等人,同窗有文彦博(始于天祥,继于彦博)、刘牧、祖无择等,还与苏轼、欧阳修这些人是好友,刘挚(朔党领袖)、梁焘、晁说之(北宋六边形大儒)都曾是他的学生……

总之就是自己“平平无奇”,但老师、同学、朋友、学生全都是大佬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