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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,赵振国照常去厂里上班,直到下班,区里的人也没有出现。

必然是王家打了招呼,起了作用,暂时将那股指向他的力量按捺住了。

他不敢有丝毫松懈,白天照常忙碌,闲下来的时候脑子就却反复推敲着报告的框架和措辞。

晚上回到家,匆匆吃过饭,便一头扎进里屋,就着昏黄的灯光,奋笔疾书。

宋婉清把担忧压在心底,只是每晚都会给他端上一碗热腾腾的糖水鸡蛋,轻声提醒他别熬太晚。

牛翠花在得知刘和平确实被放回家、只是虚惊一场后,千恩万谢地回去了。

这一周的时间,对赵振国而言,既是煎熬,也是沉淀。

他将自己关在思想的斗室里,与脑海中的未来对话。他梳理着恢复高考后涌动的人心,知青返城带来的巨大安置压力,城市人口膨胀与住房短缺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……

所有这些,都指向一个必然的趋势——现有的福利分房体系难以为继,住房商品化、市场化是迟早要走的路。

甚至可以由国家主导,试点成立专门的房地产开发机构,盘活土地资源,建设商品住房。

他知道这些想法在当下何等“惊世骇俗”,所以下笔极其谨慎,引用了大量公开的统计数据,论证住房困难是客观存在的“人民内部矛盾”,尝试用“有计划商品经济”的理论来为自己的设想寻找合法性,反复强调这是对公有制经济的“补充”和“搞活”,目的是更好地解决民生问题,促进社会安定团结。

时间在笔尖的沙沙声中流逝,终于到了《友好条约》正式签署的消息。

条约签署后的第三天,傍晚时分,赵振国骑着摩托车走进胡同口,就看到自家院门外停着一辆绿色的北京吉普212,车旁站着两个神色严肃的中年男子。

邻居们远远地看着,低声议论着。

该来的,终究还是来了。

其中一位年纪稍长、戴着黑框眼镜的男子上前一步,打量着他,语气平板无波,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:

“是赵振国同志吗?”

“我是。”赵振国平静地回答。

“我们是区革委会联合调查组的。”男子出示了一个盖着红印的介绍信,在他面前晃了一下,“关于你涉及的一些经济问题,需要请你跟我们回去,配合一下调查工作。请吧。”

没有激烈的冲突,没有喧哗的抓捕,一切都符合“程序”,但这种平静之下蕴含的压力,却更为沉重。

宋婉清听到动静从院里跑出来,赵振国回头,给了妻子一个安抚的眼神,低声道:“没事,配合调查而已,把家看好。”

他用力握了握她的手,示意媳妇把那份写完的报告,送到王家。

赵振国看妻子明白了自己的意思,对那两位调查员点了点头,神色坦然:

“好的,我跟你们去。需要带什么东西吗?”

“不必,问完话,如果没问题,你就可以回来。”调查员的回答滴水不漏。

在邻居们复杂的目光注视下,赵振国弯腰坐进了吉普车的后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