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九章 刺激 （2 / 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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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还有这般大的空地，后宫可以整理出来，哪家百姓有这个空地还不种上庄稼？”
“而且挖池塘、移种桑树，要不要费时费力，要不要用钱用物？寻常百姓家哪里能处置妥当？”
“更重要一点是，后宫这里是不要纳税赋的，百姓弄这个，要也不要？”
一连串的询问之后，赵官家依然稳坐不动，而其余几名宰执也依然面不改色。
当然，被问到了头上，刘汲自然要转身从容相对：“李中丞，你难道以为我等不知道你说的这些吗？便是官家难道不晓得这个道理？若非如此，官家在这里弄了三年的桑基鱼塘，缘何只在邸报上介绍过几次，却无直接谕旨传达？而我等又为何到今日才提？”
李光终于微滞，并本能去看了眼赵官家，而赵官家却只是对他笑了一笑：“李卿，你还有一条坏处没说出来……那就是桑农为天下重，后宫这里的桑基鱼塘，虽说是以南方田土狭小处的某些庄园布置引申过来的，但能否在北方推行适应，还是要经过验证的，否则一旦推行，结果水土不服，那才是真的灾祸……不过，这数年间，随着后宫这里出产稳定，也有少数本地大户人家仿效成功，那暂且不管其他如何，最起码此处是可以得出结论，黄河一线这般鸡、桑、渔并行的法子，还是能成的。”
李光稍显尴尬，却还是撑住了劲点头，然后又赶紧扭头去看刘汲，后者给他的压力更小些。
“李中丞。”出乎意料，接下来对上李光的居然是首相赵鼎。“都省今日提及此事是有确切方略的，而非奉迎之举……首先，你说的空地，在京城周边确实难寻，但在挨着黄河一线，因为之前军事紧张，除了官府指定的军屯、民屯外，很少有人愿意在彼处落户，却还是很有一些的空地可用的。便是中原各地，其他一些经历过兵祸的地方，不过三年，也未必没有空地可用。”
听到此话，不说李光，便是赵官家也微微心动，然后重新想起了张荣提及的捣冰之事。
“其次，至于李中丞说的成本、赋税之论，也未免有些求全责备了，只说此番设计，是不是比单个种桑、单个养鱼、喂鸡来的巧妙省事些？若是，那它便是比眼下许多农庄去处更省一些的东西，而非是拿着后宫这里强做比较。”就在赵官家心思飘忽的时候，赵鼎却早已经继续跟上。“何况，既然是以黄河一线推行，如果鸡鱼自用之外尚有结余，却也整好可以卖给军营，以提升军队伙食，强壮士卒，而想来军屯庄内多有退伍士卒，有功士卒的授田也在那里，军营应该不会强取豪夺才对。”
“若是这般说来，若能限制在沿黄河一线，军屯、民屯周边，倒也不是不行。”李光被赵鼎一一驳斥后，选择了适时退让，他已经意识到，这件事情恐怕是赵官家与赵鼎主导的，刘汲和阎孝忠只是出面人和执行人。
“而且都省也好，官家也罢，哪有中丞这般胆大？黄河一线是断断不敢直接推广的。”那边李光刚刚想到阎孝忠，身材矮小的阎孝忠便忽然冷笑插嘴。“奏疏上明明说的清楚，是要从开封府这里弄出来，先做个试点的，开封府若成，再往郑州、滑州走过去，郑州、滑州成了，再去弄洛阳、京东……而且，若从开封府做起，还可以让官家出面，直接在宣德楼这里仿效卖国债一般，直接发低息乃至于无息青苗贷，让沿河各处军屯、民屯依照屯点村落前来统一专贷专用！哪里就要李中丞一定要挑出毛病来才行？”
李光原本已经准备放弃针对此事的争论，但见到阎孝忠这幅姿态，却是老毛病直接再犯，瞬间就便起了抵触之意，然后当即反驳：“若是以村庄为主进行专贷，岂不是也要以村庄为主做这种事情？焉知不会有狡猾吏员、霸痞，从中渔利侵占？”
“确有此虑。”
坐在那边的赵官家再度适时插嘴道。“但沿河军屯、民屯，多是建炎二年、三年朝廷回归东京后，统一安置的村庄，里面许多军伍人，霸痞还是少一些的。且与此虑相比，这些屯点基本上都是杂姓，素来无宗族活动，年节祭祖、中秋上坟都没个去处，这不是好事，最起码常有食菜魔教趁机侵袭，以至于成祸。所以，朕的意思是，此事若能成，便以无息做诱，许他们自决，看看能不能仿效南方的族产，专以此类桑基鱼塘设置一些村产……”
这话一出来，上下齐齐若有所思，李光也陡然醒悟，却又勉力笑对：“若如此，倒是臣思虑不周了！此事，臣以为可行，且御史台可发两位御史，沿河左右巡视，专门监察此事。”
赵玖欣慰颔首。
话说，赵玖最后提到的东西，才是真正切中了这群官僚们要害的东西——那就是村社集体财产，以及相应的村社集体活动。
须知道，不管所谓大宋朝的城市化进度有多厉害，这年头的大宋，依然是一个典型的以农业为基础的中世纪皇权社会，而且和其他所有地方一样，碍于生产力和组织先进度的问题，皇权的末梢结构是难以触及到最底层老百姓，也就是所谓皇权不下乡的意思。
而这种情况，就会滋生问题。
首先是小农经济的脆弱，使得基层百姓在高利贷与租息盘剥面前变得毫无抵抗能力，而这种脆弱，又会使得诸如摩尼教这种具有贫民自助保险业务的宗教趁虚而入，挡都挡不住，最后就是民不聊生，和邪教泛滥，最最后就是揭竿而起。
但与此同时，另一个荒诞的现实在于，皇权如果强行入乡社，反而会造成更大混乱与损害——因为在皇权时代，跟官府比起来，什么和尚道士地主都简直算是白莲花！
甚至，那些和尚道士地主之所以能够盘剥百姓，敲骨吸髓，很大程度上正是依附于皇权后的作恶。
这种情况，再过八百年都难以改变。
那么这个时候，就需要有一种温和的基层组织形式，既能对上服从统治，又能对下起到安抚作用。
历史上占据这个位置的不是别的东西，正是宗族。
而宗族想要起到切实作用，很大程度上是要有经济基础的，故此，族产这个东西的作用毋庸置疑。
那么成制度的族产又是谁发明的呢？
答案是范仲淹。
范仲淹发明了族产之后，立即得到大宋朝廷的强烈认可与提倡，并迅速席卷了整个中国，继而使小村小社中的宗族力量迅速扩张。
没办法，尽管族产和宗族在后来的时代那里是落后的代名词，但在眼下，面对着上方的皇权，村社内部的寺观、地主、高利贷者，以及最下层无孔不入的邪教结社，这已经是一种相对而言非常进步的村社集体经济组织形式了。
回到眼下，对于赵玖来说，基层缺乏组织这个问题同样是切身存在的。
其实，赵官家面临的问题非常多，他要北伐，北伐需要兵强马壮，需要钱粮财帛，但也要内部的安定，与后方的缓和。但随着他本人直接参与执政以后，也渐渐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。
比如说从张荣哪里出来以后，回想着张荣的拷问，他心里一直难安，一直想针对某些群体做点事的，好像不做点事，连北伐都会失去意义一样……实际上，这也是他此番联合赵鼎发动此事的一个初衷。
推行桑基鱼塘的混合农业，然后专门做基层集体经济，正是他的一个尝试。
作为一个穿越者，赵玖当然知道封建宗族代表的落后，但他做了六年官家后同样也意识到，封建宗族能够成为往后八百年中国农村的主导者，是有它合理性与进步的，因为它最起码比封建时代的衙役更温和，比邪教自助更稳定。
更何况，他此时推行的，是仿效着族产，然后基于民屯、军屯的非宗族式集体经济，似乎相对于族产又有了一点掺杂了理想主义的进步。这玩意，将来或许会散架，然后被宗族重新取代，或许会和封建宗族一样沦为保守、落后的代名词，但最起码放在眼下，放在十二世纪的中国，似乎依然是有它的先进性的。
实际上，就连李光这种人都敏锐意识到了这件事情背后的含义，在直接驱除邪教、内里提升基层百姓生存稳定性这种目的面前……哪怕只是可能性的好处……也依然足以说服这群士大夫转而无条件支持这种举措。
唯一有些让人措手不及的是，原本很多人都以为这位官家会先针对北伐相关事宜搞事情，但他最终却先把这个事情提到了最前头。
李光立即转变立场，使这件事情立即以最高决议的形式得到了通过……确实是最高决议，宰执们在御前进行讨论，然后连御史中丞都举双手支持，那没有什么政治决议比这个来的更加通顺，更加高大上了。
此事讨论完毕。
随即，眼见着赵鼎、刘汲、阎孝忠等人面上皆有舒展自得之态，赵官家也似乎是数月间第一次展颜。犹豫了一下后，枢相张浚忽然阔步出列，就在亭前当众拱手：
“官家！臣前些日子读《水浒传》，心有所感，遂成五议！今日既然官家在前，宰执俱列，连御史中丞，正好抛出，请官家御判、同僚批正。”
难得心下有些放松的赵玖微微一怔，旋即笑对：“张卿是堂堂西府相公，有话便说……卿从《水浒传》中看出什么来了？”
“五件事而已。”
张浚低头答应，然后抬起头来，就在亭内外诸宰执、学士、舍人，乃至于内侍省大押班、御前班直二统制身前，昂然出声，却正是如今公文中流行的邸报体了：
“其一，曰扩军！御营当以眼下朝廷财力为限，稍微扩军至二十三四万，并于兰州、兴庆府、阴山设立御营后备兵站，以备万一之时，方便征调吐蕃、党项、契丹、蒙古零散部众成军！”
“其二，曰联盟！官家既在金河泊会盟天下诸夏，共议伐金，便当多加联络讨论，当召大理、南越、高丽使节至京城询问合议，当收蒙古两部、西域诸部、吐蕃诸部质子入朝，年少者进武学、太学，成年者入御前班直。”
“其三，曰安后！江南之地，之前便有方腊、钟相席卷东南荆襄，而自从岳飞平叛之后，虔州虔贼复起，江西路复又骚动，名臣权邦彦、郭仲荀本抗金砥柱，如今权邦彦服丧归朝，正合为江西路经略使，郭仲荀可发为御营后备总管，往江西路编练一万后备军士，以御营待遇减半……安后之余，必要之时亦可成军北上，襄助北伐！”
“其四，曰正名！靖康之耻，天下士人百姓羞愤之所在，昔日六贼伏诛，依然有靖康乱政，当请太上道君皇帝、太上渊圣皇帝，御笔亲写，自叙宣和、靖康之败种种，以正视听！而两河之失，也非财帛利益计较所在，国朝复两河，事关国家根基正斜，事关自官家以下，凡李纲、吕好问二公相，及臣等无数当国之士，立身正与不正，当请官家明发旨意于邸报，重申宋金之不两立！骨仇之难安寝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