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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赵丹问出这个问题之后,荀况并没有马上回答,而是在稍微沉默思考了一会之后才做出了答复。

这答复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答复,而是一个反问。

荀况问道:“大王欲王乎?霸乎?”

赵丹想了想,道:“寡人欲以霸王道杂之。”

对于这个答案,荀况明显愣住了。

这位大儒的惊讶之意是如此的明显,以至于就连接下来说话的时候声音都有些颤抖:“大王欲行王道?”

赵丹有些奇怪的看了荀况一眼,但还是说道:“非行王道,乃霸王道杂之。”

下一刻,荀况苍老的脸上突然浮现出了一丝激动的红晕,正容收衣,朝着赵丹行了一个大礼。

“臣为天下万千儒者,谢过大王!”

虽然赵丹的话十分明确无误的说了“霸王道杂之”这四个字,但是杂归杂,里面含有“王道”可是确实无误的。

这对于一直得不到认可的儒家来说,是极为重要的。

在后世,儒家一家独大了两千年,压得其他诸子百家喘不过气来,但是在这个春秋战国时代可并不是这么一回事。

自从孔子创立儒家开始,虽然儒家一直和墨家被并称为“儒墨显学”,但非常讽刺的是,这两大显学基本上都并没有得到当时强国国君的认同。

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,因为孔子所提倡的“王道”,指的乃是周天子的王道。可到了春秋战国的时代了,谁还买周天子的账啊。大家都有实力了,干嘛还要按照你孔子的话去尊重周天子这个王?

所以孔子游说君王的失败是必然的。

到了孟子时代,这种状况也并没有得到改变。

孟子是怎么说的?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。”

这种话显然是不可能被君王们听得进去的,事实上孟子如果是碰到了后世的某些专制君主的话,那么单单这句话就足够他掉脑袋了。

说白了,儒家的思想一直就是要“仁”,要“王道”,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,诸侯们朝不保夕,恨不得把所有的其他国家统统弄死,这时候来谈什么仁啊王道啊,显然是不可能得到国君们的重用。

说白了,儒家思想在这个社会状况下是根本不符合现实的。

作为儒家在春秋战国时代最后一位大能,荀况其实已经意识到了儒家的这个问题,并且针对当前的现实做出了妥协。

这种妥协不但在于荀况将法家思想融入到自己的思想之中,更在于荀况已经不像他之前的孔子和孟子两位前辈一样,一定要自己的国君去坚持什么不切实际的王道了。

这种妥协在《荀况》一书之中随处可见。

比如荀况认为治理国家可以“义立而王,信立而霸,权谋立而亡。”君主既可以选择“义立而王”这个上策,也可以选择“信立而霸”这个中策,只要不选择“权谋立而亡”这个下策就行。

又不如说在兼并战争之中,荀况认为国君可以选择“以德兼人,以利兼人,以富兼人”,也是三种方法。

甚至对于儒者本身荀况也分了等级,说:“人主用俗人,则万乘之国亡;用俗儒,则万乘之国存;用雅儒,则千乘之国安;用大儒,则百里之地,久而后三年,天下为一,诸侯为臣;用万乘之国,则举错而定,一朝而伯(霸)。”

简单的说荀况的主张就是:国君同志,你想要霸道的话,也行;但是你在霸道的同时要记住霸道只是中策,想要千秋万代的话还是得用王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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