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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王求礼出班参奏,整个大殿中霎时间鸦雀无声,群臣俱凛然侧目,心中也都不免骤起波澜。

他们之所以如此震惊,原因不只在于御史台的矛头直接指向近期当朝的红人张说,更在于王求礼所指控的罪名,几乎在一瞬间又将群臣记忆拉回了十多年前那政局混乱的时代。

特别是对一些亲身经历过武周后期与两京争锋那段岁月的朝臣而言,心中对此总有一份难以言表、刻意回避的伤感,哪怕私人独处时都不愿过多念及。实在是那种纷乱动荡、充满着阴谋政变氛围的世道,对每一个身处其中、利害相关的人都是一种折磨。

开元新朝虽然建立在家国残破不堪的乱象中,但在君臣奋力、自救图强之下,很快便终结了乱象,重建了秩序。

从开元元年至今,虽然朝中也不乏人事格局的调整变化,对吏治的整顿与对制度的变革,但却一直都没有再发生什么能够让群众侧目、破坏整个朝情氛围的谋逆大案。

虽然王求礼的弹劾言辞中也并没有断言谋逆,只以或涉非法言之,但台省重臣夜访宗王私邸,单单这一件事本身便绝对的敏感,让人忍不住、下意识的对此充满联想。

大殿上,圣人在听完王求礼的参奏之后,神情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,只是将视线转向了朝班中的礼部侍郎张说。

张说这会儿神情也有些紧张与局促,随着王求礼话音落地,他便已经侧身而出,趋行走入殿中,免冠下拜而后沉声说道:“王中丞所奏确有其事,唯事中仍有曲隐,臣恭请能作禀直。”

不待圣人开口回应,王求礼便又正色说道:“事既闻于宪台,臣趋奏殿中具以上听,自需下付刑司专事推问。朝堂庄重之所,并非罪员缘恩乞怜之地!涉事者仍存二员,尊卑所限,臣不敢呼名揭发,请彼员自行出班认事。”

这会儿,朝臣们也都纷纷向几名班列宗王们打量过去。那一道道审视的目光划过自身,李隆基只觉得仿佛有一道道的利箭在作穿刺,只有一份浓烈的、五内俱焚的焦灼。

他虽然日常思虑极多,在刚刚入世那几年、忧怅之下甚至都曾设想过会不会遭遇此类的构陷指摘,只是近年来随着时局的平稳安定才渐渐的放松了心情,以至于当张说登门来访的时候,他都没有意识到这件事的敏感之处,甚至还在满心期待着与张说继续深作结交。

王求礼此番弹劾,对群臣而言只是大感震惊,但对李隆基来说,震惊之余更是将他过往岁月中所有的惶恐不安再次引爆出来,让他意识到恶意始终萦绕周身,总有刁邪的目光在冷冰冰的凝望着他!

太多的情绪在这一瞬间涌上心头,以至于让他完全没有了自控的能力,脸上的惊恐全无掩饰,涌出的冷汗更是不断的从脸上滚落下来。以至于他还没有出班承认,群臣们都已经察觉出王求礼所言张说夜访的正是这位临淄王。

群众的观望打量更让李隆基感觉压力倍增,尽管心中还有理智提醒着他此时该要出班认事,根本就无从逃避,但偏偏两腿却如同灌了铅一般、只是僵立在原地纹丝不动。

殿上的圣人自然也察觉到临淄王惊恐的呆若木鸡的模样,那样子仿佛一个胆怯无辜的幼鹿,全无原本历史上宫变悍将的风采。

眼见这一幕,李潼也不免心生感慨,无论什么样的人物、禀赋如何,终究还是需要由时势所造就。眼下的李隆基,并没有经历过真正的风霜考验,在面对真正危机到来的时候,便有些举止无措、不知该要如何应对处理。

虽然说这小子仍有秉性中的顽固,所以才衍生出这一系列的事故,但如今的世道既没有中宗朝长达数年冷眼旁观的经验增长,也没有父亲李旦站在前方为他们遮风挡雨。而如今的开元时代较之中宗朝也有着天壤之别,起码李潼对朝情大势的掌控是他三叔李显拍马难及的。

李隆基迟迟没有出班,朝堂中的气氛一时间也有些微妙僵持,正当王求礼逐渐变得不耐烦,正待开口点名的时候,他才终于缓缓步出班列,未入殿中便已经在班列一侧跪拜下来,语调沙哑低沉地说道:“王中丞所奏言有其事,臣、臣前夜确于坊邸接待张礼郎来访,但、但彼此言论,全无有触法度,臣以性命……宗家顽愚,天恩倍享,岂敢、岂敢妄作干犯刑律的谋计,请圣人、恳请圣人相信臣绝无悖佞之想!”

这样的事情,无论内中曲直如何,当然不可能明明白白的公告于众。无需圣人开口回应,王求礼便先打断了临淄王的当殿申辩,再奏请圣人着三司会审其事。

所谓三司便是刑部、御史台与大理寺,朝廷凡有重大案件,便由此三司长官联合审理判定。不过眼下转驾在即,一部分朝臣已经先一步赶往东都洛阳搭建事务框架,其中就包括刑司的长官。

所以在沉吟一番后,圣人便下令以中书侍郎李峤领衔,汇同中书舍人、门下给事中并侍御史一人,尽快审理此事并拿出一个审判结果。

五月末的这一次大朝,便因此收尾。因为发生了张说夜访临淄王一事,原本有些轻松的朝情氛围顿时又变得严肃起来。

群臣对于这件事也都多有关注、各生看法并议论纷纷,言论主要便集中在张说有些得意忘形以及临淄王不够检点。

如果说这两人私会是真的在谋划什么悖逆计划,自然不会有人相信。倒不是说这两人人品高洁、坦荡无私,关键是如今的国情大势,究竟多蠢的人才会觉得会有阴谋诡计滋生的空间?

但哪怕是无涉谋逆,群众们对这两人夜会行迹也都多持否定态度。宗王与台臣们本就交集甚少,哪怕宗王本身供职朝中,职事上有所接触也都可以在官衙中处理完毕,私下里的来往还是能免则免。

过往数年,这一禁忌虽然并没有刻意的强调规范,但也一直都平静无事。如今却又因为这一对家伙骤生波澜,与朝群臣们在震惊之后,更多的还是气恼这两人无事生非,安稳过活不好,偏要闲极生事,搅闹得旁人也都不安稳。

不说朝臣们就此产生的议论,案事本身推问的倒是很快。毕竟抛开当中的敏感因素,案事本身其实非常的简单,三两句话便能交代清楚,无非张说文虫骚动、入邸借书,借到之后便告辞离开。

只不过这么高的审断规格,当然不可能只听这两人各自供词。

李峤领衔的小三司办事很是尽责,不独一一召见这两人各自家眷随员加以盘问,甚至就连临淄王居邸所在的坊曲民户们也都一一传召盘问,确定所有的供词全都清晰吻合之后,才将案情录定、结案上呈。

在案事审问的过程中,张说倒是坦诚配合、态度可嘉,将自己的动机、行迹交代的清清楚楚,包括何时、哪处与人谈论文章并被告知临淄王坊邸藏书丰厚,甚至他借回的几本书都做了很详细的笔记,足以证明自己并不是要借此攀交临淄王。

但相对而言,临淄王这里则就有着一些问题。比如张说借书时,明明邸中便有,他却吩咐家人留下不给。

如果说这件事还可以解释作是他对那几本书喜爱有加,不肯割爱,那么在张说入邸前,李敬一恰在邸中,又从侧门匆匆离开,这件事又该做如何解释?

李敬一也是倒霉,受此无妄之灾,同样被传唤到刑司去一通盘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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